用心活

晏起。

赴香港大學圖書館。

讀H. O. Mounce《Wittgenstein's Tractatus: an introduction》。

致《世界哲學》編輯部一函，糾正王金林一項小錯誤：

編輯先生：

感謝王金林先生，他撰寫的《一個包裹和三封信》和翻譯的《海德格爾與馬爾庫塞的通訊對話》（《世界哲學》2007．2）讓我們更了解海德格爾的納粹歲月的道德問題。就王先生翻譯的馬爾庫塞致海德格爾（1948年5月12日）一函中，「難道這種消滅不是在1933年之前很久就已經清楚地呈現在其「領袖」的每一句話中，呈現在救世軍（SA）的每個姿態和行動中了嗎？」，其中的「救世軍（SA）」一辭，似是誤譯。我手頭沒有原文，無法查證，但根據文字的上文下理，SA似應措納粹黨組織的衝鋒隊（SA, Sturmabteilungen），而不是基督宗教的慈善組織救世軍（SA, Salvation Army）。

謝謝！

甄立德（香港）

  

與芬到深圳去，尋基督教深圳堂。教堂在梅林二村，建築又大又新，屬三自體系，不過具有崇真會和禮賢的背景。據招呼我們的職員說，參與主日崇拜的信徒，每週三堂約五千人。

後到中心書城逛，我買了一本Johann Strauss, jr.的《春之聲》總譜。

吃過簡單的晚飯反返屯門，到家差不多已是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了。

甄圖書館去。

讀H. O. Mounce的《Wittgenstein's Tractatus: an introduction》。他闡釋Wittgenstein跟Russell的propositional attitude異同，頗有趣。Russell主張external，Wittgenstein主張internal。怪不得牟宗三晚年時還把Tractatus翻譯出來，不過，Wittgenstein的propositional attitude觀，即使取internal的立場，對牟的思想還是摧毀性的－因為，Wittgenstein主張某種沒有形上主體的哲學！見Tractatus 5.6至6。

晚上與文傑吃飯聊天。

反反覆覆，想買《胡適文集》，終於沒買。

整理雜物。 

翻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，其中講清末民初政權轉變的人事來去，頗見功力，想起從前所接受的中國歷史教育方式，直像童話故事，老師的講解，非常簡單，如孫中山僕英雄般叫清帝遜位，又英雄般讓大總統位袁世凱，袁世凱又是非常壞的人，賣國求榮，之後軍閥怎樣怎樣．．．；完全沒有說明當時的各方形勢和張力，學生又怎能真正認識當時史實，從而從歷史中學習呢。

讀H. O. Mounce《Wittgenstein's Tractatus: an introduction》。 

到葛達二聖堂崇拜。

領聖體時，神父高唱「信德的奧跡」（Lutheran能說甚麼呢？），會眾接著唱「．．．袮藉著苦難及復活，恢復了我們的自由，求袮拯救我們！」很感動！

與芬帶超和Bonnie遊深圳購書中心，我買了Haydn的《Emperor Strings Quartet》，和Johann Strauss, Jr.的《醇酒美人情歌》總譜，另外又買了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。

吃過晚飯一起返屯門。 

赴沙田讀書會。讀收在《After Philosophy》內Lyotard的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選文。

Lyotard在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說：

1. 他在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這本給Quebec, Canada議員的報告裡說明高度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的狀況，他把知識放在敘事式的危機的脈絡來探究。

2. 現代科學將自己同敘事式對立起來，批評敘事式是迷信，是沒有根據的，相反，科學是宥根有據的，而科學跟敘事式不同，是很關心它自己的根據的。支持科學的哲學根據是諸如精神、意義、主體之類總全敘事式（grand narratives）。Lyotard稱這些後設敘事式（meta-narratives）為「現代的」，而「後現代」，極精簡的說，就是持質疑態度來對待這些後設敘事式。那麼，知識的合法性又可以在那裡呢？Lyotard認為一定不是共識，一定不是專家的一元論（homology），而在於諸創作者的問題學（paralogy）之中。

3. 隨著交往日益重要，語言新增多一份意義，可不能從溝通論來說明語言，因為語言不獨（如溝通論以為的）是指謂的（denotative），還是指導的，評議的，以言行事的（prescriptive，evaluative，performative）；也不能從系統論（控制論）以「訊息的輸入－輸出」來說明語言，因為運用語言的人是能動的，會改變規則，能創造新語言的。Lyotard提到，應打破現代的學術機構的學科的界限，擴大滲透性。

4. 現代知識所持的操作主義觀，有兩點：一，知識不單是know-what，還是know-how；二，知識之被接納為「知識」，跟該社會的習俗／文化相關。

5. 所有人類學的研究結果都是一致的：傳統知識是由敘事式構成的。但敘事式跟科學是彼此獨立的，不能互相否決或是證成。而後現代所哀悼的「意義喪失」可歸給於敘事式知識的喪失。科學事事要求證據，敘事式則不要求證明。科學的心態可謂是一切西方式種種帝國主義的濫觴。

6. 不過，科學源自敘事式，敘事式也存在科學內。科學解放了資產階級，倣效敘事式的英雄故事，科學以抽象的「民族」來取代某某「英雄」。這是兩條路，或是是認知的、知識性的（科學），或者是實踐的、自由的（敘事式）。

7. 在當代，隨著總全敘事式的不可信，技術、手段取代了證成知識合作性的位置。但方法不可能支援目標！屬於「現代」的解救之道有二：一，用思辦的工具，憑藉的是所謂前科學的（pre-scientific）生活世界（lifeword）；二，以解放的方法，在言行的活動裡尋求合法性根據。思辨之路行不通，因為在發生了科學的內在銷蝕（internal erosion），學科的界線也消失了。解放之路失敗，因為無從確立認知真和實踐的公義。

8. 人由語言之網組織起來，不是一條語言線，而是許多的語言線，而且語言還在不斷新增之中。沒有人能懂得所有語言，也沒有萬能通用的（universal）語言，有的只是局部的（local）語言而已。

9. 科學所守的後設語言規則（metaprescriptive）是問題式的（paralogical），旨在發現新知識成果。可生活的規則卻是多種多樣的，不能用一條法則來統攝。因此，Habermas的Discourse Ethics不能成立，因為一，語言的遊戲規則是多樣的，不一定能得到共識；二，共識也只是眾多價值之一。Lyotard認為共識可以不合時宜（outmode），可公義則不會，應追求公義，而不是共識。

在讀書會上，我表示Lyotard沒有駁到universalism，也沒駁到Habermas：

Lyotard反駁universalism的理由主要是：語言規則是多元的，不只是認知一條，簡單講，科學知識（實然）就不能規定道理行為（應然）了。我認為：一，縱使實然、應然可分，實然還是應然的必要條件，舉Lyotard的例子為例，句子「The door is open」有別於句子「Open the door」，是明顯的。然而指令式「Open the door」除了預設了合法的人際關係外，還必須預設了「The door is closed」的事實，否則指令式是nonsense的，同樣是不成立的。二，就算語言規則繁多，也不能否決universalism的可能，而且，不是正因為多元，我們才需要共識嗎？沒錯，我不是必然地遵守你的規則，你也不是必然地遵守我的規則，但我們不能有我們的規則，遵守我們共同認可的規則嗎？

晚上在外母家吃過晚飯返媽家。

看了Shakespeare《King John》的第四幕，高潮起。又看了半部《Book of Revelation》。 

晚起。

返屯門。

到圖書館去。

在影碟鋪看到一張新發行的《一行》的CD，是他的佛歌；想不到他的佛歌也發行到普通的影音店去（正表示他有市場）。其實，普通影音店也銷售佛歌的，反而基督宗教的就不多見，若不計算古典音樂的話。

有人傳來一篇某吳君寫的《他不是那麼壞，我沒有這麼好》的文章，談國內人士呼籲余秋雨應為他在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道歉之事，吳認為國內年輕一代要求余秋雨道歉是沒有道理的，理由是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文革，不在其中，不了解情況。我想，反對要求余秋雨道歉的理由許許多多，可吳卻引了個最沒有說服存的理由。有沒有經歷過不能是否定捉出判斷的理由，否則任何歷史科學，以至新聞學都不能成立，重點是提出判斷的人有沒有足夠的證據。就余秋雨該不該道歉一事而言，已經擾擾攘攘了好幾年，要求大致有二，一是要求余為他的文字認錯，二是要求他為文革的行為道歉。可這兩點我的興趣一直不大，我不認為余秋雨的思想怎麼樣，他的文字也不怎麼樣。要他為他的文字認錯，直如八卦，不啻名人花邊。文革行為涉及個人操守，但這不能跟Heidegger的參與Nazi相比，我們緊張Heidegger要不要道歉，因為Heidegger的思想是糾正啟蒙思想黑暗面的最佳選擇之一，若竟是這思想造成了上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話，又怎能糾正啟蒙思想呢？！以吳君所引的事實，我看余即使不道歉，最好還是懺悔為好，始終是有人因為他曾參與（縱然是「被迫」的）編寫的材料而自殺。

佛誕。熱。

整理讀Lyotard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筆記。

有朋友問及，那間機構值得捐款支持，倒難到了我。要細想。 

旁晚到葵芳，與昌、雅芬、芬、外母看電影《加勒比海盜：決戰魔盜王》。

在外母家睡。 

早起，熱。

看收在《After Philosophy》文集內Lyotard的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完。這篇名文，發表於1984年，今天讀來，可以猜測到它二十年前有多provoking；只是，說深度，卻比不上我近月吃力讀的 《Tractatus》。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，似乎在於普及了「postmodern」一辭。

赴沙田，會合芬，與鈿、Grace吃午飯聊天。問及近日我網誌的擾攘，說了。問我將到那間堂會聚會，我說，我沒想過離開我的堂會，只是不一定返這堂會而已。

我上那間堂會其實是小事，倒是鈿和Grace提到他們轉入天主教的理由，更重要。理由是「聖體」，這我從前聽過，但語焉不詳，其實又何必詳細呢？今天多講了一點，似乎他們曾親歷過「聖體」的奧秘（是奧秘，不是神秘）。Grace還送我一張《義大利郎其亞諾的特異奇蹟－聖言成為血肉的人》的單張，並說：「你是不會明白的！」我猜她的意思是，基督新教的人只認聖餐為紀念，不相信聖體是基督的真實臨在。我約略說明Lutheran是相信基督是真實臨在於餅和酒之中的，不過我也很感到他們（及基督公教內認真的人）對「聖體」的「緊張」！

到旺角逛逛，買了本Johann Strauss, Jr.的《維也納森林的故事》總譜，再往深水埔探望，她星期一上班時被熱水弄傷了雙腿，醫生給假一星期。

今天是外母生日，與她在荃灣廣場吃晚飯，為她慶生。

返屯門。 

到圖書館去。

讀H. O. Mounce《Wittgenstein's Tractatus: an introduction》。

讀Isaiah Berlin《Historical Inevitability》。

看收在《After Philosophy》文集內Lyotard的《Postmodern Condition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