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心活

早起。

到香港大學圖書館去。

想找胡適留學時代獲Browning獎的文章，特翻館藏的《胡適全集》所收的英文交存，發現原來十分豐富。胡適的英文著作凡五冊，每冊均約七百頁，另電函 還有好幾冊。我只翻過那五冊著作，發現有諸如《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》等文章，應是漢語《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》的姊妹篇，足以豐富胡適政治思想的內涵。又有些康德哲學的學習報告，足證 胡適的哲學根底並不如某些人所猜想的那麼淺。我感興趣的還有一些胡適給當時教會組織發表的文章、演說，例如宣教士的資格，中國宗教，以及別的談人生的著 作，如《Immortality as a guiding philosophy等等。我想，要研究胡適，就不能不讀他的英文著作了。

早起。

到荃灣圖書館，整理Habermas及Ratzinger談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

遇到沙，聊了一會。

與芽到城門谷泳池游泳，可心裡還在比較Habermas和Ratzinger。

在外母家吃過晚飯反返屯門。

早起。

天氣很熱，一整天在商場裡工作，比較Habermas和Ratzinger談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 

上葛達二聖堂。

中午芬與我和昌、雅芬聚餐，又聊了三小時！

返屯門。 

整理Habermas及Ratzinger談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

午後到旺角逛逛，碰見Ivy一家，非常開心！

陪芬赴Annie家，參與她的好同學聚會，免不了報告近況。Melissa激動的說：「有無搞錯！」對，不是有人愚不可及，便是瘋了。

返媽家。

晚睡。 

還是整理Habermas和Ratzinger談the secularization的比較，Habermas我熟，代表公教的Ratzinger我也理解，但要整理出個他們的比較，比我想像中麻煩。

芬弟從沖繩來，中午赴荃灣，與他吃午飯。

飯後回媽家，翻出Max Weber的《支配的類型》，擬對比一下Weber談的正當性跟Habermas有甚麼異同。

休息了一會便到荃灣圖書館去。

芬來電，晚上她整家人為她弟接風吃飯。又去了吃飯。

返屯門。 

周博士今天來屯門看房產，陪他看了一畫。

午後到圖書館，整理Habermas和Ratzinger談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

昨日有主事教育的官員因被裁定妨礙學術自由而提早退休，並發表聲明，說提早退休其中一個目的是讓公眾反思當前的畸形政治生態。今天另一位「提早」離開官場的前官員發表意見，認為當前的政治生態日益接近文革，是揪鬥式政治。無疑，這十多年來本地的政界，很害易便發出「下台」的叫囂，但說這是揪鬥，距離恐怕還很遠。我覺得導致該位主事教育的官員之所以去職，純因為她慣以官威咄咄逼人，而且逼人太甚，趕狗入窮巷，被反咬一口。問題始終於於官威的不正當運用這一骨節眼上。是，今天這裡為官的不易，但為官根本就不應該容易！

到圖書館去。

比較Habermas及Ratzinger談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

處理財務。

晚上與芬打了一小時高球。我發現，只要姿勢正確、用力得當，用七號桿也隨隨便便能擊出一百碼的球，我知道，若我力量和姿勢配合得好，　一百五十碼也是沒有問題的。 

端午節。

在家，比較Habermas和Ratzinger關於所謂the dialectics of secularization的文章。 

周博士來，陪芬帶他看屯門碼頭的房產。

午後赴荃灣，接外母在芬大姊家聚餐。

返屯門。 

早起。

熱，一整上午窩在商場的KFS裡工作，作Ratzinger《That Which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: the pre-political moral foundations of a free state》筆記。

中午返家，一邊吃飯一邊看鳳凰衛視紅學特輯《風雨紅樓》DVD完。這特輯由王國維起講，累述蔡元培、胡適、俞平伯，至周汝昌、劉心武等。環繞著紅學的風風雨雨及政治波瀾，胡適所倡導實事求事的的考據派是旋渦的中心。我想，我們從前對維也納學派風格的思想的欣賞不夠。不論這學派風格的思想怎樣的不足，他們的代表人物總是極權主義者所憎恨的，如Moritz Schlick之於Nazi，殷海光之於蔣介石，胡適之於中國共產黨．．．。

午後與芬遊東涌，巧遇李教士，乘便到她家一訪。

拜別李教士後，在東涌看了電影《神奇四俠２》，是齣輕鬆的電影！

返屯門。

完成了Ratzinger《That Which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: the pre-political moral foundations of a free state》的筆記：

1. 近世歷史的急劇激變，特點有二：一，是國際社會關係日益密切，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生活等等的各個方面五相依存，互相影響。二，是人類善的和惡的潛能都有所發展，這些力量又不是我們熟悉了解的。因此給人類帶來這題問題：根據那些倫理原則來指導不同的文化走著正確的關係，從而建立起限制權力運用的架構及負責任及合法的權力運用？然而這又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：在不同文化的緊密交往滲透中，從前穩固的倫理原則現在卻瓦解了。重建倫理原則明顯不能靠科學，但哲學應該負起被篩不成熟、理所當然的結論（換句話說，即科學中不科學成分）的任務。

2. 政治的任務是將法律原則實施於權力的運用，從而使權力的運用得當。法律原則不應是有權者的法律，也不應是專斷的。那麼法律的始源在那裡？作為公義的法律的特徵是甚麼？看來民主是產生合乎公意的法律的措施。然而完成共識難以達到，而人們又不得不通過委任或少數服從多數來下決定；可大多數不一定是公正的。因此我們追問有沒有甚麼不應該成為法律（或者正面的說，是必須成為法律）的呢？當代給出的答案是：人權。不過，事實是伊斯蘭世界的人權條目與西方的有別，而號稱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雖然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東西，卻視人權這東西是西方的產品，而應批判處之的。

3. 過去五十年的權力運用有這些新形態。首先是二戰之後，人們懼怕原子彈的摧毀力量，探求政治機制來阻止毀滅的出現。算是成功的。不過今天的摧毀力量是無處不在的「恐怖主義」，可是Bin Laden的「恐怖主義」也有他的道德，他要為無權的受壓迫的人敵擋褻瀆神明的西方列強。這帶來一個問題:究竟宗教是拯救的力量還是破壞的力量？但同時我們又看到另一個力量的新形態，科學製造人，降格為他人權力意志產物。問題是：跟懷疑宗教一樣，我們懷疑理性。那是不是說宗教和理性應該彼此限制呢？這帶來上面提過的問題，根據那些倫理信念來鼓動人心，從而解決這些挑戰呢？

4. 就法律的前提而言，先考察一下可以比較的歷史。古希臘人發現在實證法之先存有自然之法，是矯治實證法之錯的。在近代，發現了新大陸之後，歐洲人發現了有別於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法律。那是不是說存有某種人之為人的法律，是超越種種法律制度的？另一方面，基督教世界中不同宗派的敵對最終引發了Hugo Grotius、von Pufendorf等人的自然法思考，法律不再基於信條、信仰，而是始源於人的本性（nature）和理性。理性的自然法概念一直是基督教（尤其是天主教）藉以與俗世和別的宗教達成共識和倫理立法的思想。這思想預設人的本性是理性的。但這條路現在看來不通了，因為人們發現，人性未必是理性的。自然法另一個要素是人權的概念，這又預設了某種人性觀。今天該同時多看看人的責任和限制及對不同文化對談，以便理解人及其世界是不是理性的。基督宗教的「創世」、印度世界的「法」（dharma），中國思想的「天命」（structures ordained by heaven）等是對話的要點。

5. 今天，跨文化的眼界尤其重要。文化均自視為普遍的，都有部分人接受；文化內部也存在分歧。在西方，世俗與宗教對立，同樣情況也出現於伊斯蘭世界。其後果是，西方的世俗思想和宗教影響力儘管大，卻事實上不是普遍的，那是說，某種適用卞全人類的倫理原則是不存在，至少是目前未存在的。

6. 結論：一，宗教和理性各自有它的「病」，需要彼此檢核。二，避免歐洲中心主義，保持多元文化眼光。

我的評論： 

1. Ratzinger主張對談，那便不得不將期望放在人能對談，並且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實現對談的結果上。這點，需要Habermas等人講的交往理性。

2.  Ratzinger舉的幾大宗教可以對話的人性觀，獨欠伊斯蘭，為什麼？